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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為何”與“何為”

        作者: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發布時間: 2020年11月10日 19:40:18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為何”與“何為”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為何”與“何為”

        彭湃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指出,“要加強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何要建?怎么發展?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還很模糊。筆者在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顯然,新型研究型大學是針對傳統研究型大學而言的。從投資主體來看,我國的傳統研究型大學基本上由中央政府投資創建。而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投資主體可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研機構、社會力量、企業或行業組織、國外大學,甚至可以是多主體共同投資興建。從科學研究看,傳統研究型大學一般以基礎理論研究為重。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并不一定局限于基礎理論研究,而是會根據社會需要和自身基礎靈活選擇研究重點,可以是應用基礎研究乃至純應用研究。從人才培養看,傳統研究型大學一般是以本科教育為主要使命的教學型大學逐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的。而新型研究型大學一般起步即以研究生教育為主要使命,或者自上而下開始招收培養本科生。從學科分布看,傳統研究型大學一般都盡可能綜合化。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往往只聚焦于幾個優勢學科或學科群,一般為基礎學科或工程等主干應用學科。比如,西湖大學就堅持發展有限學科的理念。從辦學模式看,新型研究型大學往往能擺脫體制機制的束縛,實行更加靈活的學術制度與組織形式。既然是新型,便沒有定型,其發展的可能性僅僅受限于發展定位、客觀條件和大學校長的戰略管理能力。

        如果將眼光放長遠看,現在的一些知名研究型大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和同行相比也是“新型”的。比如,美國斯坦福大學在上世紀50年代就依靠緊密融入加州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將出租土地建科技園作為發展基石,實現了超常規發展。這與美國東海岸傳統的常春藤高校截然不同。韓國科學技術院于上世紀70年代創立,以理工交融科技創新服務于當時韓國的產業經濟轉型升級,技術轉移是其重要特色。這與韓國歷史較長的首爾大學、高麗大學也截然不同。

        一言以蔽之,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各國都是經濟、社會、產業發展下的產物。同時,也是破除對傳統研究型大學發展“路徑依賴”的成果。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在我國同樣有著經濟社會大變局的背景。在經濟總量上,我國已經“穩二追一”,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資本已經不再是稀缺要素。辦新型研究型大學并不缺少出資來源。特別是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企業家有意愿捐資辦學,希望高等教育發生積極的變化。在科技水平上,我國與先進國家的距離正在縮小,但在發展環境深刻變化,尤其是大國競爭日趨激烈時,加快自主科技創新的要求更加迫切。無論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還是面向經濟主戰場和國家重大需求,都要求大學在科技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時代呼喚新型研究型大學能異軍突起。

        此外,在研發投入上,過去5年中,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從1.42萬億元增長到2.21萬億元,其中基礎研究經費增長近一倍,已經形成高質量發展依賴于高投入研發的科技發展共識。但在傳統研究型大學中,存在不少從基礎研究到成果轉化形成產品再到參與市場競爭這一流程的體制機制障礙。比如簡單化、急功近利的評價制度,讓科研人員難以靜心思考、潛心研究和全心投入。新型研究型大學可以輕裝上陣,更加遵循學術研究和辦大學的規律。而在教育實力上,我國已經是高等教育大國,也是研究生教育大國,但尚不是高等教育的強國。這要求我們積極推進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向改革要競爭力。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出現是高等教育供給側主動適應經濟社會變化的必然選擇,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有效路徑。

        對于政府主管部門來說,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最重要的或許并不是給多少支持,而是給足夠空間;不是怎么樣去“管好”,而是怎么樣去“不管”。高等教育領域的“放管服”改革需要往縱深推進。

        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新樣態機構,新型研究型大學自身就具有多樣化發展的基因。如同40年前中央對于深圳特區的態度一樣,教育主管部門應該放手讓新型研究型大學自主發展,主動試錯,走出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同時也應該在事關高等教育和科學技術長遠發展的一些體制機制性改革上邁出更大步伐,促進包括新型大學在內的所有研究型大學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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